抗日名将蔡庭锴故居

陈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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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易

事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带领十九路军三万多官兵，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日军发起突袭时，不顾国民党当局禁令，指挥部队坚决抵抗日军。

1932年1月28日率部抗击日本侵略军。1933年，为反蒋抗日，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生平：1892年生于广东罗定罗镜龙岩双轮阁村。1910年投奔广东新军当兵。曾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升任十九路军军长。1932年6月任十九路军总指挥。1937年－1945年抗战期间，曾任粤桂边区总司令等职。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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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1892—1968)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字贤初，广东罗定人，1892年 3月19日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24年任广州军政府大本营补充团团长。1926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长、副师长，第十一军师长、副军长。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军长，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和红军作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1933年11月，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负责人之一。抗战时期，曾一度任国民党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1946年在广州与李济深等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7年底，与李济深、谭平山等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委员。1949年作为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6年2月、1958年11月先后当选为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196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68年4月25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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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在位于上海社科院大楼10层的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里，在密密匝匝寂然无声的排排书架后面，记者抽出被微尘覆盖的《蔡廷锴回忆录》。当“九一八”战火爆发时，蔡廷锴正在菲律宾的旅游城市碧瑶。当他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回硝烟弥漫的中国。“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蔡廷锴的举动正是历代中国爱国军人对国家危难的第一反应。

　　“蔡廷锴是陈枢铭培养起来的旧军人，他没有读过黄埔，毕业于广东自办讲武学堂。完全靠血战才出人头地。”曾经是蔡廷锴部下的前十九路军参谋朱伯康说，“但他却不像旧时代的军人那样以军权自重，而是非常忠于提携他的陈铭枢。”与蔡廷锴齐名的蒋光鼐则与他截然不同，“蒋光鼐毕业于著名的保定陆军学校第一期(骑兵科)”。

　　蔡廷锴的女儿蔡绍芝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谈到蔡蒋两家的关系，“他(蒋光鼐)个子瘦瘦小小，我父亲个子很高。他们两人一起合作了很多年，至今我们两家一直都有来往”。虽然十九路军总指挥和军长，家庭出身和性格都截然不同，但朱伯康说，“他们合作非常好，两人好像正是一种互补。蒋光鼐很有学识，主管大局；蔡廷锴身经百战，主管指挥。”

　　农民出身的蔡廷锴本是因为对清朝的腐败不满，试图通过当兵寻找出路。他早年参加革命军，以著名的铁军(第四军)28团团长身份参加北伐，在攻克武昌的战斗中，28团首先攻入武昌城，与叶挺独立团齐名。后来，蔡廷锴还在叶挺领导下参加了南昌起义，只因为是国民党员，和共产党信仰不同，蔡廷锴在离开南昌后召集部队共产党员训话，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令所有共产党员离开该师，发给路费，派兵护送一天。

　　与许多在内战中追求权力与地盘的旧军人不同的是，蔡廷锴一生并不陷于权力和党派之争。他先后参与北伐，参加中原大战，与当年兄弟部队厮杀，又参与围剿红军，但在“九一八”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号召推动下，蔡廷锴和第十九路军3万多官兵终于在江西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当时陈铭枢被蒋介石邀请前往南京，并允许带部队在京沪一线驻防保护。”朱伯康说，在十九路军调京沪一线后，蔡廷锴决定“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1931年底，蔡廷锴曾经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来沪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自任总指挥，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已经打算于1932年2月率部乘津浦车北上。这时日本在上海增兵和制造事端，迫使他不得不在淞沪加紧备战。“蔡廷锴这个人血性很强。虽然蒋介石要求他不要与日军作战，但他抗日心切，连命都不要了，根本不听。我记得当时蔡廷锴说:‘我们现在保国有路了，做军人的就要视死如归。’”

　　“福建事变”后蔡廷锴再次出国，回国后居住在老家罗定，依旧同情共产党。蔡绍芝谈到离职后的父亲依旧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我的叔叔是老家罗定的一个开明地主，曾经收了很多日本人留下的枪支和手榴弹。父亲专门告诉叔叔，让他把这些武器交给共产党游击队。”到了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宣言”后，周恩来向侨居海外的爱国人士发出了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我父亲当时和几个民主人士第一批出发，偷偷乘坐苏联轮船前往北平”。

　　长期的军旅生活，蔡廷锴一直与子女分离。“我们家里一共6个兄妹。大哥在香港，我们5个在广州。广州解放时，父亲已经前往北平。当时我家里人大多在香港，只有我在广州，大部分房子都空着。解放军入城后住进我们家里，要给我房钱。”现年73岁的蔡绍芝当年正在广州读高中，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蔡廷锴，结果却是“父亲知道后骂了我一顿，要我把钱退还给解放军”。

　　解放后的蔡廷锴家依旧未能在一起，“我们6个孩子的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后来在外奔波是和母亲罗西欧在一起。除了大哥早年定居香港，解放后一个妹妹在南京，一个妹妹在加拿大，只有姐姐陪父母在北京。每年暑假父亲定期去北戴河疗养，那时候我们才能在一起见面。”虽然解放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但蔡绍芝说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人受到过父亲的特殊关照。“我当时毕业后在广州工作，后来参加土改。但是我还是渴望读书，于是自己考到湖北大学学习财会，从此一直留在武汉。我记得1957年时父亲经常和我通信，他对我说，‘你要为人民服务啊！’我从来没有依靠他，工作努力，一切全凭自己，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他晚年患白内障，临终前我们前往北京看望他时，他已经看不见我们。父亲一生都没有怎么和我们多谈当年带兵打仗的事情，但是在临终昏迷时候，却问起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回归的问题。”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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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省罗定县人。

　　1892年4月15日，蔡廷锴诞生在离罗定县城70里的一个山村里。廷锴的故乡山青水秀，风光如画。蔡廷锴从幼勤劳。7岁帮助家中割草看牛，还做些其它农活。9岁入塾读书，11岁丧母，12岁辍学。1908年，廷锴16岁。他瞒着家入往罗镜圩招兵处投了军。父亲知道后，痛哭欲绝，派人在半途南江口把廷锴从兵站拉了回来。

　　1910年，蔡廷锴第二次投军，当了几个月清兵，后离开军队，返回故里。

　　1911年，蔡廷锴的父亲去世。10月，武昌辛亥革命爆发，广州独立。蔡廷锴参加了当地革命军，在连长区祝三处当兵。1913年，蔡廷锴剿匪有功升为班长。翌年，因家境贫困至极，廷锴被迫再次离开部队，返回家乡养鸭，还做些小生意。

　　1915年，蔡廷锴第四次投军，与挚友陈顺同行抵新会，投奔行营主任何乃益，在卫队连当了上等兵。

　　1917年，蔡廷锴与陈顺等密谋，企图反抗掌握粤省大权的龙济光，支持国民党革命派。由于有人告密，策反失败后回到家乡。这年10月，蔡廷锴长途跋涉，到宝安县参加游击队，当了班长。第二年，改任大鹏城警长，不久又辞差归家。

　　1919年，罗定群众组织商团防备匪患。由于蔡廷锴多年从军，很有胆识和智谋，遂被推举为商团副队长。后来，商团改编为正式军队，蔡廷锴任排长。第二年，所部改编为护国第二军陆军游击第四十三营。9月，蔡廷锴被选送入广州陆军讲武堂，接受正规军事训练。1921年10月提前毕业，在粤军第六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为陈铭枢）司令部任上尉副官。1922年，该部改编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陈铭枢，蔡廷锴改充中尉旗官。后调任排长，再升连长。这年5月，孙中山先生在韶关督师北伐，北伐军分三路进攻江西。在攻占信丰战役中，蔡廷锴带领全连突进袭击，击溃敌军，遂占领信丰城。在进攻赣州战役中，蔡廷锴被选为敢死队队长，作战十分英勇。是年，蔡廷锴加入国民党。

　　1923年底，蔡廷锴离开四团，转入孙中山大本营补充团邓世增营任连长。第二年，邓世增升为团长，蔡廷锴因作战有功，升为营长。

　　1925年初，蔡廷锴营随军出征广西，讨伐旧桂系余孽沈鸿英。8月，国民革命军正式成立，粤军改编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蔡廷锴营所属的团改编为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师长陈铭枢。10月，盘踞粤南的军阀邓本殷部，乘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之机，倾全力出阳江，向四邑进犯。国民政府命李济深组织南征军。二十八团蔡廷锴部在开平县单水口与邓本殷军作战，激战三昼夜，击败邓部，缴获敌枪千余支。

　　1926年，蔡廷锴升任二十八团团长。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第十师是进攻武汉的先锋部队之一。在平江战役中，蔡廷锴团向中洞岭之敌发动攻击。蔡左手受伤，仍指挥战斗，迅速击溃守敌。在围攻武昌城的战斗中，蔡团攻武胜门，曾组织三次爬城冲锋。后蔡团攻入武昌城，与敌人进行激烈巷战，获得大胜。武汉三镇攻克后，国民革命军进行改编，陈铭枢任第十一军军长，下辖第十师、新二十四师，分别由蒋光鼐、戴戟任师长，蔡廷锴升任新二十四师副师长。

　　1927年初，由于武汉和南昌的国民党首领内部争斗，陈铭枢、蒋光鼐、戴戟相继离任，张发奎收编军队，兼任第十一军军长，调蔡廷锴为第十师师长。4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命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继续北伐征讨奉军。蔡廷锴师在河南上蔡与奉军激战，击溃奉军后向西华、扶沟、朱仙镇前进，继而与冯王祥统帅的国民军会师开封。6月，因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危机严重，北伐军奉命回师武昌。7月，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分共"会议，公开了反共面目，宁汉开始合流。这时，汪精卫派以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率军由武汉东下，企图抢夺江西和两广地盘，与南京蒋介石讨价还价，争权夺利。

　　第二方面军东下时，以十一军副军长叶挺率二十四师为前锋，先占领九江湖口，掩护大军集中。蔡廷锴第十师归叶挺指挥，随后跟进到达九江后，叶挺又率第十师和贺龙的二十军占领南昌。这时，蒋介石、汪精卫已先后叛变革命，到处抓捕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为了拯救革命，在周思来、朱德、叶挺、贸龙、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下，于8月1日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当时在南昌的蔡廷锴率领的第十师，被迫参加起义。起义后，蔡廷锴被革命委员会委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叶挺为第十一军军长），担任右翼总指挥，率师南下。蔡廷锴表面上接受中共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内心却另有异图。当蔡师退出南昌进抵贤县后，即清除十师内的共产党员，通电脱离共产党，然后率领第十师一部分开往河口（铅山）集中，等持时局的演变。这时前十一军副军长蒋光鼐由上海回到部队，协同蔡廷锴整编军队，将第十一师分出一部分，重建第二十四师，并成立第十一军司令部，率军进入福建。随后电请陈铭枢由日本回国，复任第十一军军长。11月，陈、蒋、蔡三人蒋部队带回到李济深控制下的广东，接受李济深的统帅。此后几年，蔡廷锴率部参加了新军阀混战与红军的"围剿"。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的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要求停止内战，共同对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宁粤两方官僚军阀，过去因蒋介石扣留胡汉民而造成两广与南京国民政府分裂对峙的局面，这时也不得不暂时妥协而搞所谓"宁粤合作"。粤方提出调十九路军警卫沪宁铁路沿线，以保障粤方人员来南京开会安全。南京政府被迫接受。1931年10月下旬，十九路军开始陆续调赴沪宁线驻防：十九路军总部和第六十师驻南京、镇江，第六十一师驻苏州、无锡，第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等地。

　　1932年1月28日深夜11时7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底、通天庵车站一带集合。至11时30分，日寇干余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突然向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第六团第一营袭击；与此同时，另一股600余人的日军，向第六团第二营袭击，并纵火焚烧商店。中国驻军依照总部23日下达的密令，当即给予还击，发生了激烈的巷战。战士们用手榴弹击毁日寇裴甲车4辆，各路口遗下日军尸体百余具。"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爆发。

　　总部接到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径到达真茹车站，在那设立了临时指挥部。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电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天亮，日本飞机出动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但在我军坚强抵抗下，敌寇各路进攻均被击退。中午，蔡军长亲往闸北等处巡视，并向官后讲话，鼓舞士气。

　　这天，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如下：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日夜11时30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业已接火。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十九路军总指挥 蒋光鼐

　　军长　 蔡廷锴

　　淞沪警备司令 戴戟叩艳

　　1月29日

　　这份通电，表达了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生存、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

　　日军因进攻没有得手，29日晚上8点，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向中国军队提出停战要求。十九路军明知这是日寇的缓兵之计，但考虑到十九路军也要加强部署，便接受了这个要求，命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指挥部同时即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真茹一带，并将第六十一师调运来上海，原在上海的第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随时准备消灭敌人。

　　1月30日，日本3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2艘航空母舰及陆战队5000人到沪。敌军增援后，对他们自己提出的停战要求无耻抵赖，在这天23时，再次向十九路军闸北防地猛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击退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开战的第一个星期，战争始终是在闸北范围内进行，日军丝毫没有进展。2月14日，日军开始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了猛烈战斗。结果，在闸北方面向我青云路进攻的日军被击退，吴淞屹然无恙，江湾一个联队（即一团）的日军被我包围歼灭。我军乘胜反攻，各线激战达9小时之久，完全粉碎了敌军这次的总攻。日军司令盐泽幸一，也因失败而被免职调回本国。

　　接替盐泽幸一而到上海的，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野村到沪后，敌军陆续增援，海陆空军已增加到万余人。2月11日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了大量烧夷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部队。十九路军猛烈抗击侵略军，最后展开了肉搏战，毙敌数百人。其战况的激烈，是战事爆发以来所仅见的。至晚7时，十九路军将进犯蕴藻浜之敌全部击退。

　　吴淞方面，当闸北战事重起肘，日寇曾分一部分海空军向吴淞炮台和吴淞镇进犯，另有一股进袭吴淞附近的张华浜。原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潜逃，十九路军即派第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接任司令，并令该师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率兵3个营加强吴淞要塞的战斗。2月14日，日军集结大小战舰二十余艘，飞机数十架，对准我吴淞炮台轮番轰击，至2月7日，炮台全部被毁，但我步兵仍坚守阵地，浴血阻击，使敌无法登陆。在蕴藻浜南端淞沪铁路桥梁旁的日军，也被我七十八师守军击溃。2月13日，我驻守蕴藻浜北端纪家桥的第六十一师出击部队，也奋起击退了强敌"六留米师团的主力。敌原来企图从几面包抄我吴淞守军的计划，完全被十九路军粉碎。

　　2月中旬，野村被正规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随植田开来上海的陆军达万余人。这时，敌全部兵力已有二三万人，野炮六七十门，并有陆战队分布次要战线，日舰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飞机增加列60余架。

　　2月16日，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合编为第五军，由军长张治中率领，归十九路军蒋光鼐指挥，由江湾北端经庙行、蕴藻浜南岸至吴淞西端防守，协同作战。

　　2月20日晨，日寇又一次发动总攻。先以大炮向我江湾、庙行等地猛轰，继以坦克为掩护，分头向张华浜、杨树浦进犯，来势甚凶。我军隐伏战壕，待敌军接近时即用手榴弹还击，日寇死伤枕藉。向我炮台湾进犯的日军，被迫后撤。闸北敌军千余人和坦克10余辆，因触地雷，损失惨重，残余兵士向沈家湾溃逃。

　　江湾、庙行间的战斗也异常激烈。21日起，日军在酋技田督率下，以步兵配以飞机、大炮，向我冲击，敌我伤亡均重。23日晨，日军从江弯车站包抄江湾，我军对敌多次冲锋，弹雨血花，杀声震天，敌不支溃退。我生俘日军营长1名及士兵数百人，缴获步、机枪数百支，江湾阵地始终由我固守。庙行方面，日寇从20日起，向我竹围墩间的麦家宅阵地进攻，发炮数千发，飞机轰炸终日不停。我八十八师两个旅奋力抵抗，正在危急时六十一师一个旅从右翼增援，八十七师一个旅从左翼向敌包抄，庙行阵地终于转危为安。此役日寇遭受重创。

　　此后一连几天，日方继续用飞机大炮向我阵地轰击。2月25日，日军向庙行前线八十七师、六十一师发起攻击，炮火集中在金家码头一带，十几分钟内落弹数百发，坚守阵地的古鼎华团几乎支持不下，经六十一师的预备队增援，七十八师一个旅又从广肇山庄和何家宅一带向日军猛攻，至晚又会同一二二旅五团向小场庙之敌反攻，最后展开肉搏，阵地终于收复。至此，植田所布置的"中央突破"计划宣告破产。

　　此时，日旗舰"出云号"被我敢死队潜水炸伤，日本国内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无速决，引起反战浪潮。为了挽救败局，日军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替植田，并加派菱刘隆为副司令，增调3个师兵力和飞机两百多架来华，兵力达六七万人。而我军防守的战线绵延百余里，战斗一个月，人员、武器消耗极多，且补给又无望，处境极为困难。

　　2月29日，日军在白川部署下，再次发动总攻，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展开激战。天通庵附近，我六十师不断派出敢死队跃出战壕，与敌血战，相持8小时，方迫使日军退却。八字桥之役形成拉锯战，阵地失而复得，双方伤亡颇大，敌联队长（团长）林崛大佐被击毙。

　　3月1日，日军再向闸北冲击未逞。江湾方面，敌向杨家楼方向猛扑。在大炮飞机掩护下日寇步兵乘势进袭，敌我白刃相接，血肉横飞，杀得天昏地暗。七十八师一五五旅扼守广肇山庄附近几经恶战，仅营连长即死伤12人之多，士兵死伤过半。庙行方面，我军奋力抵御，杀伤日寇甚多。我又调浏河一团增援，终将一度失去的阵地夺回。但由于浏河守军大部调到正面增援，敌趁此机会强行登陆，致使浏河沦于敌手。浏河失陷后，我军侧面、后方均受严重威胁，被迫于3月1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我军苦战月余，官兵日夜坚守阵地，后援不继，休整无暇，但士气始终旺盛。当退守时，无不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决心要雪耻此次深仇大恨！

　　3月2日，十九路军在向各界发出的退守待授的电文中指出："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顽。日寇猝增两帅，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淞沪抗战，十九路军陈亡军官115名，士兵4300余人，受伤人数约7000余人。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立即将十九路军调驻福建。

　　1933年，李济深、蔡廷锴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会议在福州南校场召开，到会代表各省都有。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取消国民党政府国旗，而把上红下蓝二黄条中镶五角黄星的新国旗升上旗杆。当晚，大会主席团在福州绥靖公署开会，推选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冯玉样(余心清代)、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萨镇冰、何公敢等十二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11月22日宣誓就职，福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全称是：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会后，十九路军全体将士通电声明一律退出国民党；同时，组成人民革命军第-方面军，蔡廷锴任总司令。十九路军为人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蔡廷锴兼任总司令，下辖五个军十个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方面尽管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反对，还是派了潘汉年、张云逸为代表驻福州；十九路军也派尹时中为代表进驻苏区瑞金，担任联络。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国内外都受到震动。这时蒋介石在南昌，听到十九路军和红军停战合作，结成抗日反蒋同盟，十分惊慌。于是决定立即调派大军进攻福建。

　　开战以后，原归十九路军指挥的杂牌军纷纷投蒋。和十九路军共同起兵反蒋或作军事响应的各方，由于种种原因，不敢轻举，甚至有的被蒋介石收买，反戈相击。江西红军团受王明"左"颇关门主义的影响，也未能在军事上配合行动。这样十九路军不仅政治上陷入孤立，而且在军事上也是孤军作战。两个月之后，福建人民政府失败。

　　福建事变失败后，蔡廷锴到南洋等地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此后，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日趋密切。1935年在香港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最高负责人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蔡廷锴曾一度任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后期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内战政策表示不满，积极参加民主和平运动。1946年 4月在广州与李济深等共同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这一团体后并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成立)，为中央负责人之一。1948年9月, 蔡廷锴由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2月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8年 4月25日在北京逝世。著有《蔡廷锴自传》。

陈易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1892年4月15日（清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生于广东省罗定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务农，兼做裁缝和兽医。蔡廷锴童年就帮农活，9岁入塾，11岁丧母，12岁辍学，即随父做裁缝、学医。蔡性格倔强，贫困的生活，使他对旧社会更是具有反抗精神。12岁时，他听乡亲讲述刘永福英勇抗击外国侵略军的故事，深受感动。当听到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行径时，心甚愤恨，爱国主义思想逐渐萌发。

为寻找生活出路，加上存在当兵卫国的朦胧思想，蔡廷锴于1909年投入广东新军。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广东独立，蔡转入广东省卫军，后经辗转，1918年到李耀汉肇军的陈铭枢营当排长。1919年肇军解体，陈铭枢营改属于护国军林虎部，蔡被选入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堂学习一年。

1920年孙中山返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派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陈铭枢部被编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蔡任团本部掌旗官，后调任排长。邓铿对粤军第一师训练甚严，对士兵进行现代军事技术、政治常识、社会知识和工业生产教育，蔡在该师受到熏陶和锻炼，并加入国民共，军事政治认识与日增进。1921年，蔡参加讨伐桂军沈鸿英的战斗，升上尉连长。1922年5月，孙中山督师北伐，蔡参加攻克赣州的激战。6月，陈炯明叛变，次年1月蔡参加驱逐陈炯明，重占广州的战斗。4月，沈鸿英进攻广州，第一师奉命讨伐，5月占肇庆，蔡以战功升少校连长。1924年，升为营长。1925年初，蔡营与第一师各部入桂，打败沈鸿英，旋出发东江。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刚告结束，立即从东江回师广州，参加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在与南北军阀的征战中，蔡廷锴成为骁勇善战的军官。

1925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陈铭枢任第十师师长，蔡廷锴营编属第十师第二十八团。是年冬，蔡营作为讨伐邓本殷的先锋，在南征中起很大作用。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蔡廷锴升任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率部参加攻克平江、武昌等战役，勇猛苦战，立了战功，是“铁军”的一支有生力量。后第下师扩充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下辖蒋光鼐的第十师和戴戟的第二十四师，蔡升任二十四师副师长。

1927年初，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陈铭枢、蒋光鼐、戴戟先后离开武汉投靠蒋介石，蔡廷锴调升第十师师长。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出师河南，继续北伐。蔡师在河南激战奉军，配合兄弟部队攻克临颖、开封。7月汪精卫在武汉反共后，蔡跟随叶挺部队行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委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任左翼总指挥，率师南下。但因阶级和认识的局限，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所以在南下时，便脱离了起义部队，把第十师开到赣东铅山。不久，蒋光鼐来铅山，回任十一军副军长，蔡率部随蒋入闽。

此后，蔡廷锴在蒋介石麾下，不断参加了新军阀之间的混战。

1930年，蒋蔡两师参加蒋介石对阎锡山、冯玉祥、桂的中原大战。8月17日蒋蔡两师扩编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第十九路军军长。

1931年初，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入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反革命“围剿”，8月在高兴圩的战役中，十九路军受到红军严重打击，伤亡3000人，蔡本人经冒死抵抗才得以生还。

日军发动“九一八战争”，占我东北，全国一致要求团结抗日。10月，十九路军陆续从江西调赴沪、宁，十九路军总部和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等地，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等地。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派兵来沪，并进一步制造事端，甚至无理要求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国民党这政部长何应钦及张静江先后劝蔡廷锴撤兵，蔡表示反对，认为十九路军驻地是中国领土，殊无撤退之理，我十九路军守土有责，万一日军胆敢来犯，决定迎头痛击。1月23日，蔡与蒋光鼐在上海召开了十九路军驻沪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抵抗日军的各种部署。24日，蔡又至苏州召开十九路军驻苏高级将领紧急会议，表明抗战决心。虽然国民党政府一再妥协退让，日军仍于1月28日夜悍然向闸北一带进攻，十九路军立即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1月29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守土有责，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十九路军全军官兵在广大群众的鼓舞、支援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坚守阵地，不断击退日军的猖狂进攻。蔡以大无畏的胆略，在枪林弹雨中亲临前线督战，激励士气。当时敌我兵力悬殊，十九路军全军约三万人，加上2月中旬来援的张治中第八军，计共只有4万多人。日方经不断增兵约七八万人，配有大量大炮、坦克、飞机、战舰。但十九路军从1月28日至3月1日坚守上海，凭着民族精神，与敌血战33天，前仆后继，死伤约万人，经历了闸北巷战、吴淞要塞战斗、八字桥战斗、蕴藻浜战斗、江湾与庙行战斗、浏河战斗等战役，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创，死伤万余名，四度更换指挥官。最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不再增派援兵，3月1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退守到嘉定等地。蔡廷锴、蒋光鼐等于3月2日通电全国，表示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日军经过十九路军严重打击，侵占上海的阴谋终不能得逞。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于3月3日宣布停战。5月5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是我国对日作战从未有过的大捷，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精神，谱写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新篇章。蔡廷锴由于指挥淞沪抗战功勋卓著，被海内外誉为“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蔡廷锴抵制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坚持抗战的立场，引起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满，蒋于5月6日令十九路军3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湖北、安徽“剿共”，蔡等据理反对。蒋乃改令调往福建，冀图在与红军的作战中使十九路军消亡。蔡于9月任十九路军总指挥。

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入闽后，在蒋介石的催迫下，利用福建红军主力入赣作战之隙，次第占领了闽西、闽北苏区不少地方。1933年秋，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约3个团，继在闽北歼灭两个团，并围困廷平、顺昌、将乐、等县城，威胁福州。蔡认识到进攻红军是中了蒋介石的计谋，反蒋抗日和“剿共“决不能并行，毅然决定把“反蒋抗日反共”的方针改为“反蒋抗日联共”，立即采取积极步骤与共产党红军联络，于9月下旬实现停战。10月26日，他们还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签订了《反蒋抗日的初步协定》，使事变发动时无西顾之忧。11月20日，“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李济深为主席，蔡廷锴任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等职。蒋介石迅速集中十几万大军向福建进攻。十九路军众寡悬殊，又孤立无援，福建事变于1934年1月失败，十九路军完全解体。

蔡廷锴于福建事变失败后，出洋游历欧、美、澳洲一年，考察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他以爱国主义激情，向侨胞和各国友好人士宣传抗日主张，介绍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1935年7月，他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争取民族独立，推倒南京蒋介石政府，建立人民政权，组织联合战线，武装抗日为已任。他们还创办《大众日报》。

“七七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蔡廷锴爱国心切，赶抵南京共赴国难。但蒋介石仅委以军委会特任参议官这一虚职。11月，蔡在南京被车撞伤，回罗定休养。1939年他先后出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所部驻桂南、粤西。11月日军在防城、龙门等地登陆，进攻南宁，蔡廷锴调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从年底至翌年初，在桂南会战中，指挥桂南及广东南路各部对敌作战。7月，二十六集团军改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但所辖部队皆调离，只剩些游击队，蔡成无兵司令，无法实现抗日抱负，乃于9月辞职。以后几年，蔡以特任参议官虚职闲居桂林。1944年8月回归罗定后，与谭启秀等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军。

抗战胜利后，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内战政策，蔡与李济深、何香凝、李章达等于1946年3月在广州正正式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以实现革命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为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蔡廷锴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对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很大努力。抗美援朝中，他被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前往朝鲜慰问中朝军民。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在北京病逝。



——————摘自民国人物传

行地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