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国葬第一人——蔡锷

三个555

宋教仁被刺杀之后，革命党发动了二次革命。然而，面对强大的北洋军，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远渡日本，重新开始流亡生活。与此同时，袁世凯开始一系列的行动，逐渐将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

1913年10月，国会在军警的压力下，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年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

至此，袁世凯成了中华民国的终身大总统，离皇帝只有半步之遥了。

1 袁欲称帝：反对声一片

1914年12月23日，袁世凯在天坛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这是袁世凯登基称帝的一次彩排。果然，在第二年的12月，袁世凯称帝了。问题是，在晚清民国政坛左右逢源的袁世凯，应该清楚民主共和是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虽然他的内心深藏一颗称帝的野心，却一直都没有表露出来，主要原因在于他知道，称帝有很大的阻力，而其中最大的反对声音则来自北洋军阀内部。

北洋军阀内部，袁世凯在的时候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如果一旦他死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都有可能上位。可是一旦袁世凯称帝，就成了袁氏家族的天下了，冯国璋等人不但要对袁磕头称臣，还得对他的子孙磕头称臣，所以他们心有不甘。

冯国璋作为北洋军阀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已经官居江苏都督。当他听说袁世凯要称帝的传言，立即赶赴北京面见袁世凯，询问传言是否属实。当时袁世凯的答复是“不会称帝”。

袁世凯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我不会当皇帝的，我的大儿子是个瘸子，二儿子是个浪子，将来我的皇位会传给谁呢？”

2 鼓吹帝制:袁克定造“山寨报纸”

在这期间，袁世凯并没有停止称帝的步伐。而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正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袁克定之所以极力鼓吹帝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自己能继承皇位。为了这个皇帝梦，袁克定可谓是无所不用，甚至专门策划了一出好戏，来证明袁世凯当皇帝是天命所归。

袁克定利用报纸来制造舆论支持袁世凯称帝。有意思的是，袁克定用的这份报纸居然是“山寨”的。当时北京城里最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叫《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袁克定为了制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竟然组织人马又造了一份《顺天时报》，在报纸上天天刊登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文章。然后把这份报纸给袁世凯看，令袁世凯误以为日本人也支持他称帝。套用如今的时髦说法，那就是袁世凯“被称帝”了。可袁克定这瞒天过海、偷梁换柱之计，终归还是纸包不住火，被父亲识破。

虽然小伎俩败露，但袁克定并没有放慢他的脚步，为了拉拢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袁克定想到了杨度。

杨度主张君主立宪，但辛亥革命后，中国走上了民主共和的道路，他的才华无处施展，现在他看到袁世凯以果敢的手段，扼杀共和制度确立了转制集权的统治，杨度的机会又来了，他的加盟，使得帝制运动如虎添翼。

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核心就是鼓吹帝制。之后，在另一位主张帝制人士梁士诒的推动下，各式各样的请愿团陆续出现，形成全国请愿的局面。此时，袁世凯的皇帝之位，似乎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3 巧施妙计:蔡锷安全脱身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把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基。

登基之后的袁世凯，就像是一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泥菩萨，所有的矛盾在他的周围潜伏。果不其然，袁世凯称帝之后不久，云南就通电中央政府，要么取消君主政体，不然各省将会武力讨伐。发通电的人就是蔡锷。

鼓吹帝制的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蔡锷就从北京坐火车去了天津，找到老师梁启超，两人商量了一夜，决定要想尽办法反对袁氏复辟。蔡锷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斗得过袁世凯，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按照计划，蔡锷准备在自己势力比较深入的云南率先行动，一旦袁世凯称帝，就宣布独立。

而此时最大的问题是，蔡锷身处北京，被袁世凯严密监视。

蔡锷使出的第一计是“瞒天过海”。就在他暗中积极进行反袁秘密活动之时，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

他甚至发起成立一个“讨论国是会”，公开表示“赞成君主国体”，并在“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的名单上，欣然签上“昭威将军蔡锷”几个大字。蔡当时已是名满天下，他的行动，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解。而这正是蔡锷所希望的效果。

蔡锷的第二计是“金蝉脱壳”。就在这一时期，蔡锷开始频繁出入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与妓女小凤仙打得火热。

蔡锷一方面跟小凤仙打得火热，另一方面取道日本横滨，装成就医的样子，并准备了事先写好的亲笔信件多封，托人每隔一日从日本寄一封给北京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等人，直到蔡锷秘密到了昆明之后，这些信件尚未寄完。

所以袁世凯最初获悉蔡锷潜赴云南时很吃惊，无法相信，因为这些从日本发回的信件报告了蔡锷游历的状况和养病的情形。袁氏见来信笔迹一点儿不错，不由他不信。

4 讨伐声起：袁世凯死去

12月19日，蔡锷回到了昆明。而袁世凯已于12月12日在北京称帝。之后，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并出兵讨袁。

云南起义之后，日本更是见风使舵，宣布不接待袁世凯派往东京的特使，拒绝承认“袁世凯称帝”，这种明确的反对态度，让袁世凯感觉到形势在迅速恶化。

在国内一片反袁呼声之中，俄、英、法等国也随着形势变化调整了外交政策。公使们纷纷指出要变更国体，否则将惹起意外之扰乱。

面对内忧外患，袁世凯只能废除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最终这个独裁者主动恢复了民主政体，但这时全国各省都拒绝他再当总统。从6月初起，袁世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的唾骂声中死去。

护国战争胜利之后，蔡锷的病情也急剧恶化，于11月8日在日本福冈逝世，年仅34岁。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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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6年至1949年，共有27人享受了中华民国的国葬殊荣。其中湖南有六位，分别是蔡锷、黄兴、李仲麟、林修梅、谭延闿、覃振，居第一位。其次为广东、浙江和四川，各有四位，广东为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和程璧光，浙江为陈其美、邵元冲、蔡元培和戴季陶，四川为卢师谛、谢持、刘湘和李家钰。再次则有安徽、河北及云南，各有两位，安徽是段祺瑞和柏文蔚，河北是张继和郝梦龄，云南是唐继尧和朱培德。剩下的便是福建、山东和湖北，各有一位，分别是林森、张自忠和黎元洪。

国葬这种东西，在新中国之后似乎没有了，当然并不是没有人配得上这种仪式。在民国时期，这种国葬也并不是全都献给了应该享有的人，例如段祺瑞和黎元洪这两位，还有便是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而不得已而为之，如刘湘，但是民国的国葬大都“葬有所值”，特别是孙中山、黄兴和蔡锷等人。我在一些书上和网站上看到说黄兴是民国国葬的第一人，其实错了，其实是蔡锷。黄兴的确先于蔡锷去世，而蔡锷却在黄兴之前以隆重的国葬典礼归故岳麓山。

　　只要我们仔细一查便知，黄兴于1916年10月30日病逝于上海，终年46岁；蔡锷于1916年11月8日病逝于日本，终年33岁。当一位受造共和与一位再造共和的革命元勋先后去世的噩耗传处后，举国上下沉痛哀悼。孙中山先生于病中为两公写了挽联，送了花圈，在致蔡锷的挽联上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班都护指曾任西域都护的班超，马伏波指曾称为“伏波将军”的马援，两人均为东汉名将）。章太炎致黄公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对黄、蔡一生，给予极高的评价。以黎元洪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两公逝世，十分重视，除派专人到当地协助料理后事外，并经国会议决，为黄兴、蔡锷举行国葬。并明令孙中山、唐绍仪、李烈钧、蔡元培等为主丧人。湖南省议会决定拨付16万元为营葬经费和铸铜像建设公园。并成立两公国葬筹备处，下设黄兴、蔡锷营葬事务所，对出殡规模、经过路线、码头选择、船只调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为了使两公灵柩顺利抵达墓地，组织人员对河西乡村大路和上山道路进行加宽。同时，派出工程队，对两公墓地，按设计日夜施工，如期完成。还以警察厅名义，向全市发出两公“出殡通告”，规定出殡日全市人民悼念的方式：1、各居民店铺住室于十二、十五两日均应一律下半旗；2、各居民于十二、十五两日停止嫁娶；3、各戏团于十二、十五两日停演戏剧；4、各经过街道于十二、十五两日禁止人力车及轿车通行；5、各酒馆于十二、十五两日停止宴会；6、各妓户于十二、十五两日禁止弦歌。
　　
　　1917年4月12日，因心力交瘁而逝的护国英雄蔡公松坡以隆重的国葬之礼，魂归岳麓山。这天，虽然大雨滂沱，行止不便，但送葬队伍，仍有千人以上。中华民国正、副大总统，北京政府的陆军部、海军部、内务部、教育部、财政部、司法部、农商部、外交部、交通部，以及广东、广西、陕西、山西、云南、贵州、四川、福建、湖北、吉林、热河等省，岳州、衡阳、宝庆全省各道，全国参议院，美洲国民党，粤汉铁路局，宪法研究会，中国大学等单位，都派出了会葬代表送葬。国民党知名人士谭人凤、刘揆一等，也以私人身份参加了会葬。上午九进，在鞭炮和哀乐声中，出殡队伍组成二十八个队列起行，走在前边的为军乐队、军队和警队，次为一百五十余校组成的学生队，学生队后面是花圈、命令，遗物、遗像队伍，接着是工界、农界、商界、绅报、报界、学界、政界、军界、各团体、外宾、省外各代表组成的队伍，然后是蔡公灵柩及亲友、遗族队伍，最后为二连军队殿后护卫。出殡队伍从藩园出发，经东长街、贡院东街、贡院西街、督军署、小东街、福胜街、西长街出大西门，至中华汽船码头，然后分别从新码头、汽船码头、金家码头、义码头乘船过江。蔡公灵柩由南咸号轮拖运，沿江上驶，绕道水陆洲再由小河转下二里许，在岳麓书院附近码头上岸，谭延闿及各官员、军队，冒雨徒步护灵上山。下午二时，灵柩运抵墓地，由谭延闿领首，举行了隆重的下葬礼仪，礼毕，在十七声葬炮和哀乐鞭炮声中，蔡锷灵柩徐徐降下墓内，予以安葬。蔡锷是辛亥革命以来国葬第一人，故史称“民国之有国葬，实自松坡始”。
　　
　　黄兴出殡日期是4月15日，组织形式与蔡锷同，唯因雨停转阴，故送葬者较蔡锷为多。出葬队伍从学院街站起，经南正街、坡子街、红牌楼、育婴街至司门口，再由司门口至八角亭、起马楼、南阳街至军署。省外会葬代表与蔡锷同。华侨也派了代表前来会葬。上午十时，黄兴出殡队伍由学院街出发，经南正街、走马楼、南阳街、府正街、福星街、西长街出大西门至中华汽船公司码头，送葬队伍分别从几个码头乘轮过江。黄兴灵柩仍由南咸轮拖运，船上行绕水陆洲后，再进小河下行二里许，在岳麓书院附近码头依次上岸，计渡河送葬者达六千人以上。英、美、日三国官绅，大多数送葬上山。下午二时，灵柩安全运抵岳麓山顶黄兴墓地，随即，以谭延闿首领主祭，各部、各省、各处、外国来宾陪祭。礼毕，鸣炮十七响，哀乐声起，黄兴灵柩徐徐降下墓内，予以安葬。
　　
　　黄兴虽长蔡锷八岁，却先于蔡锷八日去世。对于两位革命元勋在短短8天里先后逝世，当时举国震悼，万里雨泣，自近代以来从不缺少伟人的三湘父老，更是痛哭“我湖南又弱两个了……”。但是蔡锷的的确确是中华民国1916年底颁行《国葬法》以来国葬的第一人，甚至可以说《国葬法》是当时民国政府为黄蔡两公在短短去世的几日之内度身定制的国家法典。故而史称“民国之有国葬，实自松坡始”。
　　
　　现在我唯一比较纳闷不解的就是，当年为袁世凯指使杀害的另一位湖南籍革命元勋，乃至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却未能享有这样的待遇，看来还是世事难预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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